在科技幻想的创作基础之上实现对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深度书写，是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重要范式。张系国的科幻小说依托“离散—归家”的叙事模式，承载着海外华人身处异域的身份迷惘以及对家的渴望，蕴含着深切的归乡情怀；同时，在乌托邦建构中体现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技术发展的辩证思考，彰显其忧患意识。与西方硬核科幻不同，张系国仍然坚守“文以载道”的创作理念，基于技术幻想建构中国特色的科幻，在具体的文本中呈现为多样的中国文化元素。张系国的科幻创作根植于中国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的思想内蕴，融入不同的文学样式创作出有中国特色的科幻作品，是中国科幻小说本土化实践的有益尝试。

  科幻小说是科学技术与文学幻想结合的产物，在中国，科幻小说可以说是西方的舶来品。五四以来科幻小说肩负起破除迷信、启蒙民众的责任，新中国成立之后其科普功能性进一步增强，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关于“民族寓言”的论述用来解读具有历史和现实寓言色彩的中国科幻特别合适，詹明信认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驱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五四以来的科幻作品在强调中国国情和时效性的同时，吸纳和借鉴外国科幻小说文本样式，呈现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中国科幻模式。台湾地区科幻作家张系国不局限于“民族寓言”的创作，融入中国传统的人文内涵和价值表达，注重打造中国科幻的桃花源。正如陈思和教授指出：“张系国以西方科幻知识为背景，努力从中国新文学传统中去开拓科幻领域。”显然，张系国的科幻创作建立在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之上，践行对民族道德倾向和价值体系的深度书写，是台湾地区作家的中国科幻创作的重要实践。

  进一步来说，张系国作为台湾地区科幻文学的引领者之一，也是中国科幻创作的先锋者之一。张系国是电子计算机专家，又是小说家，文理兼备的知识背景使其创作兼具科学理性和文学幻想性。李欧梵给予其极高的评价：“他是中国作家中写科幻小说最适当的人才，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既精通科学又懂文学的人绝无仅有——而且又会写小说的，恐怕只有张系国一位。”同时，海外华人的身份，让其创作呈现出身处异域文化的身份迷茫，也给其创作带来了离散的困顿，蕴含着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内核的科幻创作因而成为其灵魂解放的出路。张系国的科幻小说依托“离散—归家”的叙事模式，承载着海外华人身处异域的身份迷惘以及对家的渴望，是故土归属感的体现；同时，在乌托邦建构中体现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技术发展的辩证思考，彰显其忧患意识。与西方硬核科幻不同，张系国仍然坚守“文以载道”的创作理念，基于技术幻想建构中国特色的科幻，在具体的文本中呈现为多样的中国文化元素。根植于中国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思想内蕴，融入不同的文学样式创作出有中国特色的科幻作品，暗含着作者面对社会现实与科技发展的态度，也潜藏着家国信念的寄托。

  家在中华文化中具有非常深厚的意蕴，不仅是偌大空间中的栖身之所、心灵归宿，还是承载着中华文化、家国精神的一种独特的价值符号，更是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与道德选择，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浸润于中国人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因而无论身处何方，对家、对国的依赖和向往永远是中国人最深刻的情感体验之一。对于身处异国他乡的华人来讲，这种归家的情怀更加浓烈，故而海外华人离散文学常以离散者的视角来书写移民经历，或以跨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家国历史，并从中流露出对家国的眷恋与向往。

  张系国的科幻作品则是将移民的场域从国家间转换到宇宙间，通过描绘乌托邦的幻灭崩塌，以及陆地家园的救赎回归，传达出离散的迷惘和回归的渴望，蕴含着深深的归家情怀。科幻小说《星云组曲》共有10篇科幻故事，其中开篇和结尾的两篇作品都名为《归》，第一篇《归》故事设定于21世纪的海底世界，那时海底探矿技术快速发展，人类能更有效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海底城市出现并成为人类新的生存场所。少女吴芬芬是海底探矿站的技术人员，依靠脑中装设的心讯扩大器与电脑系统机一队相连接，依靠大脑意识来操纵智能机器，但海底不明潜水舰的出现使海底探矿站面临危难，吴芬芬也被困于海底四号仓中，机一队调遣六辆工作坦克将四号仓托起送出海面，吴芬芬重回陆地获得救赎。结尾处吴芬芬回归陆地的设定蕴含着台湾回归祖国的期许，从拯救吴芬芬的智能机器机一队身上可以得到印证。机一队是由吴芬芬的老师钟教授和台教授合作设计而成，最终为救吴芬芬耗尽电量牺牲，同时结尾处作者写到“两个人形终于合二为一，然后消失不见”，祖国统一的思想深深地印刻在作者心中、流淌在作者笔下。正如杨牧所言：“张系国是人，是中国人，深爱国家民族的中国人，他提笔写作，用艺术的形式，以自己的血肉和感情投入文学之中。”

  第二篇《归》则讲述了身处异地星球的秦国本不断地追问他是谁、他从何而来、因何而来，最终在追寻中燃烧生命的故事。身处异域的人们逐渐忘记自己的本源，就像故事中服食了遗忘剂的秦国本，终生都被囚禁在身份认同的牢笼中，不断追寻的家园“仍留着梦幻的痕迹”，成为异乡人最热烈的记忆。《星云组曲》的开头和结尾都在言说“归”，形成了回环的闭合结构，使整部作品充满“回归”的宿命感，可见这份归家的情感极为浓厚。

  张系国是台湾的科幻作家，他的科幻创作于离散境遇中彰显归家情怀，进一步来讲，这种情感类似于“孤儿意识”，古继堂先生认为“孤儿意识的实质是爱中国、爱中华民族的强烈意识和情感的曲折体现，是渴望台湾早日重回祖国怀抱愿望的一种表达形式”。表达同样情感的作品还有《铜像城》的故事，人类开发银河系、殖民星空，但人类的野心并未因舞台扩大而收敛。多次的星际战争最终摧毁了星际文明中心之一索伦城，索伦人被迫离家沦落为散落四处的离散者，但他们始终坚守回归索伦城的信念，并为之展开不懈探索与追寻。总而言之，张系国利用科幻的外壳，描绘离散境遇中的离散者的归家情节，他借助人工智能机一队、宇宙飞船、遗忘剂等科幻元素作为归家意识的符号，传递回归家园的信号；同时，这些科技元素作为归家的助力者，也彰显了科技力量是不容忽视的。

  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在《周易》中，就有“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之说，后有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更有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患意识贯穿于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而科幻文学作为科技发展的时代产物，在新的历史实践中赋予忧患意识以更加深刻的精神内涵，展现出极强的时代责任意识。

  自晚清以来，启蒙主义思潮下的科幻小说肩负启民智、开民心的新民大计，以民族国家为本位、以科学知识为依托，打开了一个未来叙事的维度，忧患意识遂呈现为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救亡图存思潮。梁启超于1902年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可谓是中国科幻的标志性起点，小说以未来视角回望民族历史，融合科技奇观和儒家教化传统，展开“复兴叙事”；1905年，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则展现了新旧更替时代先觉者们无力改变社会现实的精神挣扎与狂想，故事直接将能源通讯行业破产、失业人口激增归因于“脑电”技术的快速发展，思考科技与人类共存的模式。二三十年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袭来，忧患意识以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和理性批判精神，为沉浸于技术文明的现代人敲响警钟，在这一时期彰显了直面现实、关注人生的积极意义。老舍的《猫城记》，以灰暗的色调描绘民族现实图景，以异族“猫人”与人类之间的关系讽刺社会现实，投射出对其他星球的未知生命的想象与探索。再到新中国早期童恩正的《古峡迷雾》，在考古原始民族的科幻进程中展现寻根与乡愁的现实主题。科幻元素的融入使忧患意识在现实灰暗中张扬积极色彩，凸显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的艺术自觉。改革开放以来，现实主义风格依旧在文学创作中占重要地位，工业和技术快速发展的隐忧成为科幻文学关注的重点，忧患意识则转型为技术焦虑。1980年，张系国出版《星云组曲》，聚焦社会现实，以10个科幻故事探究科技发展中的伦理是非以及人与“非人”的关系问题。科技发展带来的忧思在张系国的科幻创作中得以赓续，张系国也直接将自己的创作归到“文以载道派”，于技术幻想中融入当下社会对科技发展的忧虑，他也称这种写作方式为“双重曝光技巧”，“即在现代社会的底片上复印了未来社会的上层构架”。张系国小说如此专注于对社会现世问题的解决，正说明其中国传统文化人文内核的一个重要特点——具有浓厚的感时忧患意识。

  张系国在科幻小说《奔月之后》中明确提到，“文以载道派的目的既是为了唤醒读者，使读者相信未来社会可能发展到这般境地，就必须强调他笔下未来社会和今日社会的共通性和连贯性”。“文以载道”的创作理念运用在科幻文本上，呈现为社会现实问题与科学幻想相结合，乌托邦建构中隐含忧患意识。在小说《望子成龙》中，人工受孕及遗传工程学广泛使用以控制人口数量以及性别，生育后代的性别需要由人口计划局分配，李志舜夫妇等了10 年也没有抽中男孩，在人口计划局职员的推荐下，李志舜付出了高额代价购买了男孩配额并花大价钱为孩子购买了明朗的未来，但孩子出生后却事与愿违，其身材五短、相貌丑陋、智力平平，原来这是因为人口统计局要保持社会人口均衡和人际平等，“一个社会既不能只有一种人，贤愚不肖一定要有适当的比例”，李志舜为自己的贪心与性别偏见付出了代价。显然，科技美化现实，但也蒙蔽了大众认识社会现实的眼睛。

  除了聚焦当下社会的现实问题，张系国于科幻创作中展望未来，探究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的关系。“从‘非人’的角度审视人的欲望、人性的弱点，表现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悬隔分歧、人与人之间的无法沟通等存在主义的哲学命题。”小说《玩偶之家》中，人类文明已然崩溃，为机器人文明所取代，人类与机器人的地位倒置，机器人成为世界主宰，而人类成为机器人的“玩偶”。《岂有此理》中生物工程学不断有重大突破，郭志尧创造出透明虫，王复恩以此为基础用强力电磁场来重组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并成功创造出人造生命妲己、西施、褒姒，最终却被三位“绝代佳人”夺走了生命。奇幻的故事情节让我们惊叹于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极大的生活便利，同时也因人类主体性遭到威胁而感到惊恐，小说中呈现的人机地位颠覆重击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重新审视有机体与机器、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的关系势在必行。

  张系国的科幻创作打破了科技允诺给人类的乌托邦愿景，揭开其消极的一面，但他并没有因此陷入偏执的机器人有罪论，他的小说也呈现了一种人机和谐共处的状态。《玩偶之家》中人类成为机器人的玩偶，但故事中“机器人儿子”与“人类玩偶”感情深厚，吃饭睡觉出行形影不离，此处的“机器人儿子”符合西方科幻之父阿西莫夫曾提出的“机器人三大原则”：保卫人类、听从指令和爱护自己。这昭示了机器人虽然无法拥有人类情感，但可以和人类和谐共存，同时也彰显了作者对永恒人性的召唤。张系国在《金色的世界》中也明确提到“并不是人类退化成为低等生物，反而可能是更进步的人类”。进一步来说，对于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的关系，张系国持积极开放的态度，对于即将来临的“后人类”时代，他认为人与机器人应当搭建平等的对话平台，消除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恋情结，克服狭隘的二元对立观念，视线转向人类如何面对自身进化的深刻哲思，积极建构人与机器的新型伦理认知。

  李欧梵认为：“文以载道派的作家很担心目前社会将会走到他所反对的方向去，因此故意将他所不满或反对的社会状况加以扩大渲染，笔之为书，以警惕世人。”但张系国在乌托邦建构中融入忧患意识，力求寻找科幻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连接点，其文以载道的创作理念所载的“道”不但有对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执着追求，还有对未来社会技术发展的辩证思考。从《新中国未来记》到《星云组曲》，中国的科幻作家们经过风雨飘摇的年代，在民族复兴的路途中为中国文学开启了一个未来叙事的空间，忧患意识融入其中，与民族复兴意识紧密结合，显示出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因而可以认为，张系国的科幻小说于科幻设定中注入了民族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在打造乌托邦时也不忘积极有为的人生追求，着眼于技术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在新的历史实践中彰显忧患意识的时代价值。

  在科技浪潮的席卷下，新时代的科幻作家大多选择创作硬科幻，但张系国仍然坚守“文以载道”的创作理念，以丰富的中华文化元素为躯干、以中华优秀民族精神为灵魂，创作有中国特色的科幻故事。张系国在《乌托邦与桃花源》中提出“不应只拾西方的牙慧，局限于一两条线路。我们自有我们的桃花源，何求人的乌托邦”。因而他在科幻创作中，自觉调动中国文学的创作元素，给中国传统故事注入科学幻想，适当借鉴西方笔法，在硬科幻浪潮下坚守文化传统，以通变的创作态度和对文化内核的坚守，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科幻代言人之一。

  首先，重塑中国历史故事，注入科幻色彩，塑造新的历史形象，达到文化创新的目的。小说《岂有此理》中生物工程发展到了人造生命的程度，史实赋予人造生命以精神面貌。郭志尧创造出人造生命“透明虫”，王复恩用强力电磁场来重组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并成功创造出人造生命妲己、西施、褒姒，这三位历史上的绝代佳人都依靠美色迷惑了当朝统治者并最终导致政权的陨落，而处于不同的历史时空，原故事的精神内蕴不变，故事的结局依旧是王复恩被吸光精气而亡，郭志尧也因此背上学术骂名。故事利用科幻技术重塑历史人物并维持其历史本性，实现科幻元素与历史故事的现实碰撞，从故事不幸的结局可以看出张系国对传统历史故事精神内核的认同以及对当下生物技术、基因改造技术快速发展的反思。英国著名的作家、科幻史家布里安·阿尔迪斯（Brian Aldiss）也谈道：“科学小说是一种文艺形式，其立足点仍然是现实社会，反映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科学小说的目的并不是要传播科学知识或预见未来，但它关于未来的想象和描写，可以启发人们活跃思想，给年轻一代带来勇气和信心。”可以说，《岂有此理》这一个故事中作者将回望历史、关注现实以及展望未来通过人类精神面貌的沉淀、过滤与重组这一过程熔铸在一起，情节奇幻，也启人深思“现实世界就是过去历史的总和”。现在是未来的历史，未来的历史是什么样，要靠现在的我们来创造，延续中国文化精神内核的同时也应融入时代的新元素，做到坚守文化，又要做到文化创新。

  其次，借鉴西方笔法，融合中国元素，富有新意的结合给人以梦幻联动的感觉。小说《倾城之恋》的题目与故事中的“洪昇”一角，显然是作者运用了陌生化手法，给人以新奇的体验和无限的阅读期待。首先，以《倾城之恋》为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张爱玲的同名作。张爱玲描写了范柳原和白流苏这对现实庸俗的男女，在兵荒马乱之中的刹那间感受到彼此的一点真情，张爱玲笔下的爱情是充满着妥协性和悲剧性的；而张系国笔下的《倾城之恋》却带有更多真情，王辛为研究安留纪时期的索伦城历史而来，最后却宿命般爱上了这段历史和文明。明知城池必然陷落，但他还是坚持留下来，梅心为了心爱的人最终也留在了这个时空。两个故事中的男女都是因为一座倾倒的城而决定相守，但王辛与梅心的爱情是极为真挚的，呼回历史创设的宿命感使其更加深厚，他们的爱情让人有了新的感受。其次，洪昇一角的出现立即使人联想到《桃花扇》，借侯方域、李香君的悲欢离合写国家的兴亡，张系国的《倾城之恋》有异曲同工之妙，王辛与梅心的爱情进展中穿插索伦城的陨落，洪昇《桃花扇》与《倾城之恋》的相互呼应给人以历史的沉重感与未来的宿命感。此外，小说《岂有此理》中的人造生命技术物质“透明虫”名为“精细鬼”“伶俐虫”，作者挪用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的形象，并利用“变形”的手段重塑科幻人物形象，也历史故事和经典文学作品在科学幻想的语境中得以再书写、再表征。

  张系国的科幻小说中传统文化元素还有很多，比如《倾城之恋》中的王辛便是儒家的理想人格的典范，正如杜维明对儒家理想人格的诠释，“充分体现个人潜力的理想，在道德的意义下，就是完成自由的人格、自己的道德自觉”。王辛热爱索伦城呼回历史，并愿意为之付出生命，在这个人身上蕴含着作者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呼唤和依恋。此外还有很多充满中国式浪漫诗意表达，比如《剪梦奇缘》中运用梦幻天视寻找另一半神交的男人通过读诗的方式来吸引异性，故事中化用的正是郑愁予的《错误》“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古典意境的诗句营造了浪漫唯美的氛围。经典的中华文化与鲜活的技术幻想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不仅赋予中华文化以新鲜活力，更为科幻小说增添了文明的厚重感，进而唤醒今人的诗心与诗情、在笔墨世界中涵养精神与情怀。

  张系国科幻小说创作中蕴含着根深蒂固的归家情怀、难以舍弃的忧患意识以及对中华文化的坚守，同时他对待西方科幻文学样式又抱以灵活通变的态度。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将之融入当下的科幻创作、打造中国特色科幻是新时代科幻小说发展的重要议题，是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推动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路径。

  通过探究张系国作品中所创设的离散境遇，感受其蕴含的归家情怀，可以看出海外华人作家在探寻自我本质与文化归宿的过程中，始终处于身份认同的迷惘和无措。放之宇宙空间中，地球文明的离散者也时刻处于对自我身份认知的不断追寻，表现出难以割舍的家国情结和无法逃脱的宿命感。张系国着眼于乌托邦建构中蕴藏着的忧患意识，“将笔触伸向民族文学的根须，从中国古代神话和历史掌故中寻找科幻创作的灵感与资源，将之与现代人文精神及科学技术相交融，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小说”。作者于科幻与现实交融的艺术表现中彰显对社会问题以及科技发展的理性审视，对于人与“非人”关系的思考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生命权力和生命形式重新深入探究的新路径。在中国文化元素的运用上，重塑历史人物、新建科幻故事，借用王一川先生的“中国形象”提法，即“由符号表意系统创造的能呈现中国、或能使人从不同方面想象中国的具有审美魅力的艺术形象”。张系国通过巧用古人名讳、化用中国诗词的方式，使人物形象的建构充分体现中国特色。

  总而言之，张系国科幻创作不仅推动了台湾地区本土科幻的发展，而且有助于中国特色科幻创作的丰富完备。晚晴时期梁启超通过宣扬“哲理科学小说”打破重人文轻自然的文学传统，五四时期鲁迅借“科学小说”启蒙民众，1949年之后叶永烈创作科普小说普及科学知识，新时代刘慈欣、王晋康、韩松、郝景芳等科幻作家探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他们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建构中国人自己的桃花源，书写现实中国问题，绘制未来中国蓝图，体现了作家对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在中国科幻文学的谱系中，张系国亦继承前人意志，以科学幻想为支架，以对社会对国家的关切，调动着中华民间传统文化精神内核，打造独特的科幻中国梦，彰显日益增强的中国文化自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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