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大的富士康就像一个森严的王国，外人难以窥视其中，又像一头巨型“怪兽”，吞噬的众多工人的健康甚至生命。

  “20多岁就出来打工，蛮想多挣点钱回家，钱没挣多少，身体却垮了。”36岁的谢湘斌是湖南冷水江市潘桥乡人，他指着自己的身体说：“现在一身都是伤痛。”

  谢湘斌在进入富士康工作3年多后患上职业性轻度噪声耳聋。“耳朵里整天就像敲着锣，轰鸣着，听不清声音，每天睡眠不到4小时”这种身体损害不可逆转，噪声耳聋将永久性地陪伴他的后半生。今年7月，他被鉴定为八级伤残，深圳市社保局已认定其为工伤。

  与谢湘斌年龄不大相符的脸上，皱纹横生，写满岁月的沧桑与对前途的茫然。“我是两个孩子的爸爸，是家里的顶梁柱，妻子、父母，一家人都靠我养活。”谢湘斌说，“我这个身体，在深圳已无公司会再要我了。”他准备回到老家找点事做，“可能再也不会来深圳了。”

  车间里的噪音达到了90至100分贝，“说话要靠吼”，长期工作足以致人耳聋。而在电镀车间，“我戴着三层口罩在里面呆了两个小时就开始头晕。那是一种极其恶劣的工作环境，你如果没有进去过，是无法想像的”。

  谢湘斌曾到富士康门口举过牌子，到信访部门过，在网上发过帖，上过职业“拍客”的视频述说自己的遭遇，奔走了将近一年。

  《26岁富士康工人左脑被切除之后》讲述的是一例典型的工伤案件。设备维修工程师张廷振到富士康工作不到3个月，在维修灯管时被电击，从梯子上摔下来倒栽在地上，因送医不及时，左脑被切除，导致右侧肢体瘫痪，成为一个智商为零、永久需要人照顾的“废人”。按照正常的鉴别判定程序，张廷振很可能被认定为伤残等级中最严重的一级伤残。但他至今未能获得相应赔偿。原因是，他虽然一直在位于深圳龙华的富士康工作，但与他签订劳动合同的富士康公司却是在惠州注册，因此只能按比深圳低的惠州社保标准赔偿，而这点钱尚不够他一年的康复费用，张廷振父亲拒绝去惠州鉴定。张廷振一家因此陷入困境。张廷振的遭遇经报道后，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英国路透社、《中国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纷纷跟进作了报道，社会各界给了张廷振很多关心和帮助。

  谢湘斌正是张廷振的同事。他们都在富士康旗下的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CNSBG事业群)工作，此前，他们并不认识。现在他又找到了一个“同类”他们都是富士康工厂工伤的受害者。不同的是，张廷振是事故导致的器官损害，而谢湘斌是职业病造成的器官功能障碍。张廷振所受的工伤损害明显、直观，谢湘斌所受工伤则看不到明显的器官损害，表面上与常人无异。但是，“后一种工伤的发现、认定、索赔比前一种要困难一百倍。”

  谢湘斌2008年6月25日进入富士康，在CNSBG事业群弹性焊接部门做氩焊，基本的产品是华为和IBM[微博]的大小交换柜。谢湘斌描述说，他所在的焊接车间旁边是一个冲压车间，里面全是一两百吨位的大冲床，共有30多台。由于冲压车间与焊接车间之间没有隔离墙，冲床工作时，巨大的“嘭嘭”声，直接影响着焊接车间的160多名工人。“工人之间面对面地讲话都听不清楚，说话需要靠喊。”谢湘斌说，“除了噪声，还有氩弧焊和二氧化碳焊产生的含锰粉尘与耀眼弧光，上班时戴着口罩，下班后口罩里和鼻子里还是黑乎乎一片。”

  据前瞻网记者了解，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调查，在85分贝和90分贝的噪声环境中工作30年，耳聋的可能性分别为8%和18%。在70分贝的噪声环境中，谈话会感到困难。

  谢湘斌被诊断为职业病后，职业病防治部门到他工作的焊接车间进行了检测，发现车间里的噪音达到了90至100分贝，远远超出可致人耳聋的分贝值。

  “像我们这样的生产车间，在富士康是秘密、隐形的，富士康绝不会让客户和外界的人进去看，去检查。”谢湘斌得知外界对富士康工人的工作环境极为关注，这样说。

  电镀、冲压、抛光、焊接等车间都是富士康工作环境极为恶劣的场所。噪声、粉尘、高温，电镀车间的酸、碱、溴水、氢化物、氨气、铅水、镍等，是这些车间的工人们每天要接触、每天要相伴十几个小时的“危险品”。“我戴着三层口罩在电镀车间呆了两个小时就开始头晕。”一位2010年初曾以心理辅导志愿者身份进入过富士康工厂的的人说，“那是一种极其恶劣的工作环境，你如果没有进去过，是无法想像的。”

  工作外因对人身体的病理改变是缓慢的、看不见的。恶劣工作环境里的这些“危险品”慢慢侵蚀着工人们的身体，有的人抵抗力强一些，可能暂时没事;有的人身体更敏感一些，各种疾病便逐渐上身。2009年，深圳职业病防治院一位专家这样认为，很多工人患上职业病后，至死都不清楚自己是由于工作因素导致的职业病，更不知道提出申请和鉴定，向社保部门或企业索赔。

  160多工人有20多人查出耳朵有问题，已有多人被确诊为职业病，其他很多人自动离职。认定为工伤也只能按底薪标准获得社保赔偿，申请鉴定和获得赔偿异常艰难。

  自从进入富士康，在焊接车间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谢湘斌就感觉自己耳朵不太舒服。但他没太在意。“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环境，我们能怎么样呢?”谢湘斌说。

  2011年9月15日，谢湘斌上夜班。其间，他上了两次厕所，被线长责骂上厕所太频繁。“我与线长吵了一架”，谢湘斌觉得自身没错，因为他的工位上没工件，上厕所没有影响工作。第二天，线长将此事上报给课长，课长让他写检讨，被他拒绝。第三天，他就接到了被开除的通知单，理由是他“扰乱生产秩序”。

  “我是健健康康地来工作的，也一定要健健康康地走。”谢湘斌仿佛记得，以前有同事离开时，曾要求按劳动法的要求做离职体检，因此，他向公司提出，要先做离职体检再离开。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谢湘斌提出的要求合理合法，公司不得不出资让他去做离职体检。

  2011年10月20日，谢湘斌拿到了宝安区龙华预防保健所的体检报告，他被检查出听力严重下降，高血脂，“疑似职业性中度噪声聋”。11月，他被安排到深圳职业病防治院进行职业病诊治和检测，住院22天。在此期间，他仔细阅读了一些公益组织免费发放给他的职业病防治材料，对职业病的危害、鉴定和申请工伤认定及赔偿等问题有了深入了解。2012年4月，他又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住院20多天后，被正式确诊为“职业性轻度噪声聋”。

  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法律法规，有员工被诊断为职业病的企业，卫生监督部门应立即组织对其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和治理，并对在同样工作环境中工作的劳动者进行职业病筛查。

  谢湘斌说，当年4月，他所在的焊接部160多人全部到龙华预防保健所进行了体检，结果发现，听力被检查出有问题的还有20多人。“我们那里成了一个耳聋工厂，制造了大量耳聋病人。”

  24岁的河南开封小伙子苏芳就是这20多人中的一个。他进富士康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没有想到却不幸“中招”。“那冲床的噪声实在太大了。”苏芳说，“不管谁在里面工作，耳朵迟早都会受损的，只是程度会不同。现在我每天晚上两个耳朵嗡嗡地响，很痛苦，失眠。医生说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治。”

  今年6月，经职业病诊断，苏芳耳朵确诊受伤，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其为听功能障碍九级伤残。市社保局已认定其为工伤。

  虽然比谢湘斌受伤程度轻一级，属最轻的伤残等级，但对24岁的苏芳来说，年纪轻轻，为了一点并不算高的工资就付出身体永久受损的沉重代价，他感觉自己太不值得。他没有和谢湘斌一样孜孜以求于向富士康索取最大限度的赔偿，而是很快辞职，尽快逃离了富士康这个“伤身”之地。

  谢湘斌所在焊接部检查出听力有问题的20多人，在富士康上班时间大多为两三年。体检查出听力问题后，有10多人相继先后自动离职或辞职。还没有离开的吕志豪和沈浩，则在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申请做职业病鉴定。“鉴别判定的结果本月底就会出来。”吕志豪12月17日表示，“诊断职业病过程很复杂，我还得去广州做一次检查。”

  职业病的诊断、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工伤认定和赔偿等，对处于弱势的劳动者来说，每一步都异常艰难，而且要遭受种种刁难和折磨。

  据前瞻网了解，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谢湘斌被诊断为疑似职业病后，富士康再不能开除他，便将他从焊接部调到仓库做物流拉料。但这也代表着他没有班加，每个月只能拿2600元的底薪。扣掉社保和公积金之后，他每月只剩2000元，而此前他在焊接部每个月平均薪资有5000元。

  谢湘斌本应按每月5000元的工资标准获得相应的工伤赔偿，但由于富士康是按照2600元的底薪给他买的社保，因此只能按此标准获得社保赔偿。为了让公司赔付其中的差额，谢湘斌找公司、找劳动和信访部门，被骂过、踢过、关过，“跑断了腿”，“那一段时间真是欲哭无泪，求助无门。”谢湘斌说，他家里有两个老人、两个小孩，只靠自己2000块和妻子每个月2000块钱的收入，患上职业病后工作难找，如果这次不争取最大的权益，今后没人会再理他。

  3年间，富泰华、鸿富锦等4家子公司有1772人向深圳社保局申请工伤认定。而这还远远不是总数，大量工伤被富士康中低层管理人员瞒报。

  谢湘斌、苏芳、吕志豪、沈浩、张廷振，只是富士康每天都在增加的众多职业病工伤和事故工伤工人中的几个剪影。

  就在谢湘斌四处维权、控诉和反映自己的情况时，造成他听力障碍的焊接部隔壁的冲压车间又出事了。一个名叫戴小金的江西工人，手被绞入机器内，左手被截除，右手两个手指被截断。“太惨了。”苏芳说，“虽然自己不慎中彩患上了职业病，被定为九级伤残，但血淋淋的事故发生在我认识的、我身边的戴小金身上，还是让人难以接受。谁也不知道哪天这种事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10月15日，在深圳二医院康复治疗室，戴小金躺在床上，一句话也不愿说，但看得到他眼眶里有亮晶晶的东西闪动。“他是公司的线长。”戴小金的妻子有些自豪地说，“在富士康鸿富锦已经工作十几年了。”但看着丈夫被截掉的左手，她又有些黯然神伤。

  从2011年3月1日到2012年12月10日，深圳市社保局受理了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工人的499宗工伤认定申请，这些工伤认定目前已全部办结。

  在深圳市社保局官方网站的查询到，被工人们称为“经常发生工伤”的鸿富锦，并不是富士康深圳工厂中申请工伤认定人数最多的子公司，人数最多的是其旗下的富泰华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在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10日间，此公司共有838名工人向深圳市社保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已办结。

  据统计，富士康旗下仅富泰华、鸿富锦、群康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富泰宏精密工业有限公司这4家子公司，在上述时间段内申请工伤人数即有1772人。

  富士康设在深圳具有法人资格的子公司有将近30家。如果以平均每家公司400名工人申请工伤认定的低限计，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10日间的将近3年时间里，富士康深圳工厂申请工伤人数可能高达1.2万人，平均每年4000人。这还不包括数量更为庞大的因职业因素患病而未申请或未获职业病认定，或因轻微工伤事故等种种原因放弃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工人。

  按照富士康内部的管理规定，如果所在部门有人申请工伤认定，则与之相关的线长、组长、课长等各个层级的管理人员都将会被处罚，包括扣罚年终绩效奖、扣减分红、不得晋升工资等。而受了工伤的工人则会被“记过”，被“记过”的工人也会被扣罚绩效奖、不准加工资。因此，一般出现了小的工伤，工人自己不愿上报，管理人员也不想上报，尽量瞒住。“如果部门一年上报六七起工伤，你这个部门主管就不要再干了，肯定走人。”谢湘斌说，他的一个手指头在焊接时就曾不慎受伤，因伤不重，自己花几百元治了。

  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国际知名学者、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潘毅提供了一个她的调查组所获得的案例：飞，19岁，进观澜富士康才两个月。2012年8月17日，他因手指受伤住院。受工伤后，他所在的事业群担心受处罚，因此想私了。事业群有一个基金，给了他5000元钱。并且告诉他选择私了的话这部分钱就不用还，如果不私了，走工伤认定程序的话就要还钱。后来，此事被富士康“中央安全处”发现，后来线长、组长、课长和专理都受到处分，专理被记大过。

  潘毅等人编著、今年7月在内地出版的《我在富士康》一书列举了多个类似的案例，该书指出：“由于雇主没有申报工伤，幸运的工人由管理人员私下为其解决医疗费，倒霉的工人则要自己垫付医疗费，甚至有一些工人由于无力支付医疗费导致伤势恶化。这种情况揭示出富士康的工伤管理制度中存在着大量的黑洞。”

  除此之外，张廷振的情况属于另一种情形。张廷振在进入富士康工作之时，就是与注册在惠州的公司签劳动合同。当他发生意外事故后，就不能在深圳做劳动能力鉴定，也不能在深圳申请工伤认定，因此深圳社保局统计的富士康工伤人数中，也就不包含类似张廷振这样的工伤受害者。而类似张廷振这样虽然人在深圳工作，但劳动合同却在外地的人员，据知情人士称，可能高达数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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